怎样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普遍自由的形式，即办报自由、报道自由、批评自由等。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平等的新闻自由权利经过资本主义的制约以后就变得不平等了。所以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普遍自由的条件，这是不治之症，也是我们的批判锋芒之所向。过去的某些批判对普遍自由的形式本身滥施刀斧，则是错误的。


　　（一）



　　说资产阶级利用新闻自由口号作武器，是为了向封建阶级作斗争，那末，在他们巩固地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尽管也不时地企图削弱和限制它，却为什么毕竟没有抛弃这个口号呢？因为新闻自由不影响资产阶级对自己利益的维护，相反，它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效地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包括办报自由、报道新闻的自由、批评的自由等等。我们先从新闻业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办报自由吧。资本主义报业须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报业的竞争同时是资本的竞争。所以，有无大量广告客户支持，是报纸存在的重要条件。如有哪家报纸发表社评支持一家公司工人罢工，就算丢了这家广告客户。因此，革命的或进步的报刊是难以维持和发展的。无产阶级缺乏资本，至多只能办销量有限、影响不大的报刊。这样，“平等”的办报自由权利，经过资本的制约以后，就变得不平等了。

　　再从新闻界与政界的关系看报道新闻的自由。西方新闻界有人宣扬 “报界与政界是敌人”，从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来看，这种说法尽管是夸大其辞，却也反映了某些现象。但它掩盖了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报界与政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利用。政界需要舆论支持，新闻界也需要新闻来源。

　　批评自由，特别是对政府的批评，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常常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这些批评总是以公正的公众批评的形式出现，实质上却大多是代表报团老板们的观点的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是财团与财团、在野派与在朝派之间的斗争通过新闻工具的反映。资产阶级报纸上还常有对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犯罪等社会痼疾的批评，以及对官吏违法、失职的批评。这些批评虽有一些较为严肃、切中时弊，但更多的是“零乱地提供一些片断”，很少触及问题的全貌和根源，更难触及社会制度本身。

　　同时，资产阶级对于新闻自由的运用，总是以不妨碍其政治统治为限。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新闻的控制，除了资本的控制外，还表现为法律的控制。国家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又在宪法、刑法或专门制定的出版法中规定了限制新闻自由的条款，以防止利用新闻危害 “社会安全”及“国家安全”。就是在号称新闻自由的美国，当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掌握政权，胜利前进，而美国统治集团一片惊慌的时候，美国进步报业也笼罩在麦卡锡恐怖主义气氛之下，许多新闻记者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检查和政治迫害。这时还有多少新闻自由就可想而知了。



　　（二）



　　某些来自“左”的方面的观点，根本否认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存在及其意义。因此，我们还得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诚然，资产阶级维护新闻自由，是为了本阶级的集团、各派别得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因而是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使他们要维护这种自由。

　　没有掌权的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是否也能从新闻自由得利受益的问题，也不能作一概否定。应该说，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统治相对稳定时期，无产阶级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恩格斯1890年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说:“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的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第一次是1848年到19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尽管遭受过封建的普鲁士政府的迫害和资产阶级的刁难、压制，但是他们善于运用资产阶级原则上确认的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作武器，“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进行斗争。因而他们终生能够比较充分地从事报刊活动，创办、主编和参与主编了15家报刊，在半个多世纪所写的1600余篇（部）著作和文章中，80% 以上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

　　在资产阶级统治相对稳定时期，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实际内容的。如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一些社会矛盾得到相对缓和，资产阶级对于进步报刊的政治压迫趋向减轻。以西德为例，共产党报刊很活跃，德共在企业里出版大约600种工厂报纸。德共《我们的时代报》说 ：“德共工厂报已成为党为劳动人民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强大武器。这些报纸的有成效的活动，促进党员对国家工业企业影响的增长。”

　　过去我们常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这个说法，但由于它在形式上适用于全社会的，所在分析很多新闻现象时，更宜于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简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只是资产阶级是这种新闻自由的最大受惠者，无产阶级得到的常常是残羹剩汁。

　　对于新闻自由的意义，我们还可以从反面的历史中得到启示。让我们回顾一段完全取消新闻自由，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世界史，这也许能比理论阐述更能给人深刻的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日本、德国先后落入法西斯的魔掌。希特勒政权封闭了共产党及社会党的全部报纸，全国日报由1932年的4703家，减为1934年的1200家。法西斯新闻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报纸都属于政府或支持政府的人所有，是执政者手中的工具，绝对禁止报刊批评政府。这样，整个社会听凭法西斯报刊将“谣言重复千遍”。由于任何形式的自由都被取消，法西斯祸胎在其孕育过程中无法得到揭露和批判，终于把人类卷入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向人们展示，取消一切自由形式是多么危险。同时反过来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不能不是一个历史贡献。

　　鉴于这一教训，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国家曾发表宣言，把言论与发表的自由，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标之一。新闻自由作为一个进步的口号，逐渐得到了整个世界的承认，尽管不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一项关于新闻工具基本原则的宣言，重申“新闻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是联合国致力的各种自由的试金石。”



　　（三）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既然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社会主义新闻业来说，是不是就一无可取之处，而要一概加以否定呢？不能这样认识，需要作科学的分析。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所争取的一项基本自由，是不断发展的。封建社会原则上不承认新闻自由，实践中也扼杀新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承认新闻自由是“普遍权利”，实践中却没有全体公民实际享受到的新闻自由。因而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特点表现为原则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是个充满矛盾的事物。我们说它在实践中并不是真正普遍的自由，可它又是确实在实践中确立了普遍自由的形式，即任何人都准许享有办报自由、报道政治新闻的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以及采访、传递、发行自由等。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的衡量新闻自由的四条标准，是对新闻自由的形式的比较规范的规定。这四条是：一、自由采访：指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自由，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予以便利，其业务上的正当行为，不受任何干扰。二、自由通讯 ：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国内外，记者采访所写成的新闻，首先必须传送一所属的新闻单位，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如果传递受阻，将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三、自由出版报纸 ：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受到限制，或发行前受到检查，该项自由即遭破坏。四、自由批评 ：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意见和言论自由，可以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行为。这四点概括很明确、很全面。

　　但问题是，任何一种自由的实现，都要有它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在实践中确立了这些普遍自由的形式，却不管这些形式如何得以实现。平等的自由权利经过资本的制约以后，就变得极不平等了。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在这种制度下，对立的阶级没有了，除了极少数的人民的敌对分子以外，全体人民原则了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因而基本具有普遍自由的条件。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应该是既有普遍自由的条件又具备普遍自由的形式。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是新闻自由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虽然没有解决实现普遍自由的重要物质条件，但它毕竟确立了普遍自由的形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是因为只重视自由的形式，不谈实现普遍自由的根本条件，才表现其局限性和虚伪性的。过去的某些批判，常常不辨真伪，对普遍自由的形式本身大张挞伐、滥施刀斧，这样的批判是无法把问题搞清楚的。